有人捧着“曾经沧海难为水”，认定他是千古第一深情丈夫；有人拿着《莺莺传》与各类野史流言，痛斥他趋炎附势、薄情寡义，是文坛精致利己主义者。
官场之上，他二十八岁制举第一，官至宰相，敢弹劾手握重兵的藩镇节度使，却又深陷宦官、党争漩涡，半生颠沛贬谪；文学领域，他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携手发起新乐府运动，以平实文字写尽民间疾苦，一首四句《行宫》被后世赞为语短意无穷，唐人传奇《莺莺传》更是成为《西厢记》蓝本，流传千年。
元稹祖上根基其实并不浅。
追溯族谱，他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后裔，鲜卑拓跋部改姓元之后，家族出过不少朝堂重臣。
六世祖元岩在隋朝官拜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只是岁月流转，历经隋末战乱、盛唐百年更迭，到元稹父亲元宽这一代，家道早已大幅衰落。
元宽终其一生仅做到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属于中层文官，俸禄微薄，家中并无丰厚田产积蓄。
命运对元稹的少年时光格外苛刻。
元稹八岁那年，父亲元宽骤然离世，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
彼时家中只有母亲荥阳郑氏、元稹与年幼兄弟三人，没有男性长辈支撑门户，孤儿寡母在长安、洛阳两地辗转度日，时常陷入衣食拮据的窘境。
郑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见识远超寻常妇人，她没有改嫁，独自扛起抚养孩子的重担。
家中没钱请私塾先生，郑氏便亲自给元稹授课。
白天操持家务、缝补衣物换取微薄银钱，夜晚点一盏昏暗油灯，手把手教元稹研读儒家经传、练习诗文写作。
元稹天生悟性极高，九岁便能独立撰写完整文章，落笔通顺、立意远超同龄孩童，妥妥的古代标准神童。
唐代科举分为明经、进士两大主流科目，世人公认“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进士科难度极大，明经侧重背诵经书，更容易登科。
贞元九年，年仅十五岁的元稹奔赴考场，一举明经及第，早早拿到入仕敲门砖，在一众考生里堪称年少成名。
少年登科并没有立刻给元稹带来顺遂人生。
明经出身在盛唐中后期并不算顶级履历，豪门世家子弟多以进士为荣，十五岁的元稹空有科举身份，无家世靠山、无高官引荐，只能蛰伏数年，埋头苦读打磨文笔，等待下一次翻身机会。
这段清贫压抑的少年岁月，深深烙印在元稹性格里：他极度渴望功名，渴望依靠自身才华站稳朝堂，摆脱寄人篱下、衣食窘迫的日子，这份执念贯穿他整段官场生涯。
贞元十九年，二十四岁的元稹再次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顺利考中第四等，正式获得官职，授秘书省校书郎。
也是在这一年，他遇见改变一生的知己——白居易。
彼时白居易三十二岁，二人同期授校书郎，每日一同前往官署办公，闲暇结伴游览长安曲江、慈恩寺、酒肆茶坊。
两个心怀理想的年轻文人一见如故，三观契合，都厌恶朝堂浮华虚伪，主张文字应当记录现实、体恤百姓疾苦，一拍即合，定下终身相交之约。
往后三十年，二人荣辱与共，同升官、同贬谪，相隔千里仍以诗歌互通心事，留下上千首唱和诗作，成为文坛千古佳话。
踏入仕途初期，元稹曾短暂前往河中蒲州任职，也就是如今山西永济一带，当地普救寺留下一段备受争议的往事，也是后世诟病元稹“薄情”的源头。
据元稹晚年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记载，蒲州战乱，崔氏一家寄居普救寺，恰逢兵匪作乱，元稹依靠当地友人兵力保全崔家上下。
崔母设宴答谢，席间元稹见到崔家少女崔莺莺，二人一见倾心，借侍女红娘传递书信，在佛寺西厢私下相会，度过一段缠绵温柔的时光。
故事里的男主角名为张生，与崔莺莺相恋数月后，张生赶赴长安赶考，起初二人书信往来不断，可随着张生在京城追逐功名，慢慢疏远崔莺莺，最终斩断情愫，各自婚嫁。
多年之后张生再遇崔莺莺，对方早已嫁为人妇，不肯相见，只留下两首绝句相送，一段少年爱恋以悲剧收场。
千百年来，绝大多数读者、文史学者默认，《莺莺传》中张生便是元稹本人，这段西厢往事，取材于元稹青年时期真实初恋。
也正因这个故事，元稹背负起“始乱终弃”的骂名，不少人指责他为攀附权贵，抛弃温柔纯粹的民间少女，转头迎娶高官千金韦丛，甚至在中美化自己变心行为，将情爱过错归咎于女子。
但我们结合正史、元稹文集客观拆解，这件事不能单一盖棺定论。
第一，《莺莺传》本质是唐代传奇，文学创作必然存在艺术加工，不能百分百等同于自传实录。
元稹写这篇文章，更多是记录年少青涩情思，抒发求仕与情爱难以两全的挣扎，并非单纯洗白自身。
第二，唐代文人仕途发展门槛极高，若无世家权贵扶持，寒门士子很难在朝堂长久立足。
彼时元稹只是区区校书郎，俸禄微薄，前途渺茫，崔氏虽有家产，却无朝堂政治势力，二人结合，很难助力元稹实现治国报国的理想。
在时代局限之下，无数寒门读书人都会做出相似取舍，是时代悲剧，不能完全以现代婚恋标准苛责古人。
第三，后世元代王实甫改编《西厢记》，大幅度修改原着悲剧内核，增添状元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流传更广，大众先入为主对比圆满戏曲，更难接受元稹原版故事的现实冰冷，进一步放大了对元稹的负面印象。
抛开道德评判，单论文学价值，《莺莺传》是唐传奇巅峰之作。
细腻描摹少女情思、少年心事，文字清丽婉转，人物形象鲜活，直接开创才子佳人传奇题材先河，影响后世元、明、清无数戏曲、创作，单凭这一篇作品，元稹便足以在古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
离开蒲州返回长安后，元稹将全部心思投入仕途进取，不久迎来人生中最温暖、也最让他终身愧疚的一段婚姻——迎娶京兆韦氏千金韦丛。
韦丛的父亲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属于朝堂顶尖士族高官，门第显赫，无数世家公子争相求娶韦家女儿。
韦夏卿偶然读到元稹诗文，惊叹于这位年轻人的惊人才华，不在意元稹没落寒门的出身，主动提出将小女儿韦丛许配给他。
这场婚事在旁人眼中，是元稹实打实“高攀”，陈寅恪先生后世评价元稹“巧婚”，便是源于此事。
可婚后七年日常，却彻底打破“攀附权贵、虚情假意”的刻板印象。
韦丛生于富贵之家，自幼锦衣玉食，仆从环绕，嫁入元稹清贫宅院后，毫无半分大小姐骄矜娇气。
彼时元稹官职低微，俸禄有限，家中时常捉襟见肘。
韦丛脱下绫罗绸缎，换上粗布衣衫，亲自操持全部家务，精打细算过日子。
元稹官袍破旧，她深夜点灯缝补；家中无钱购置佳肴，她亲手采摘野菜佐餐；亲友登门拜访，她体面周全待客，从不抱怨家境贫寒。
元稹在后来悼亡诗中，记录下无数细碎温暖瞬间：自己囊中羞涩，想买酒待客，韦丛默默拔下头上金钗换酒；家中柴火短缺，她亲自上山捡拾枯枝；接连生育五个孩子，身体损耗严重，却始终悉心照料元稹起居，全力支持丈夫读书、办公、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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