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报告在第二天下午送到了加藤正信的办公桌上。
加藤刚开完，军部针对这次，大规模围剿反抗组织的，战术指导会。
他放下手中的钢笔，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然后拿起那份报告，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报告是日文手写的，字迹工整，附有两张颅骨x光片的纸质复件。
报告结论写得比较谨慎，用了不少“可能性”“不排除”之类的措辞，但核心信息很明确：
枕骨部位有一处陈旧性骨折愈合后的骨质改变，局部可见钙化阴影，符合外伤愈合后的影像学表现。
脑脊液检查结果正常，颅内压力正常，神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
关于失忆的原因，报告给出了两种推测：一种是重度颅脑损伤后继发的高烧导致了器质性记忆损伤；
另一种是心理因素——极度的恐惧、惊吓或精神刺激引发的应激性失忆。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无法通过现有检查手段进一步明确。
加藤看完报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报告放在桌上，靠向椅背，望着天花板出了一会儿神。
他让助手把陈昆的血型档案调了出来——衫本家的家族医疗记录中，清晰地记载着衫本次郎的血型是Ab型。
而陈昆在陆军医院的验血结果，同样是Ab型。
血型对得上。
颅骨上的伤对得上。
年龄、长相、面部特征都对得上。
陈昆还给过绫子一张医学院的毕业证，学历也对得上。
失忆虽然无法通过医学手段证实，但那份颅骨x光片上清晰的骨折愈合痕迹，足以证明他确实遭受过足以致命的重击。
加藤将报告收进抽屉里，对助手说了一句：“去安排一下，今晚请少爷过来吃饭。
让绫子带他过来。”
傍晚时分，绫子接到了通知。
她帮陈昆换上了一身浅色的西装，整理好衣领和袖口，然后两人乘车再次来到了宪兵队大院的那栋灰色小楼。
这一次的气氛比上一次轻松了许多。
加藤换了一身居家的和服，站在客厅里，看到陈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难得的笑意。
他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审视和试探，而是像一位普通的家长接待晚辈一样，招呼他在餐桌前坐下。
晚餐是日式料理，菜品比宾馆的精致不少——刺身、烤鱼、煮物、天妇罗，还有一壶温过的清酒。
绫子跪坐在一旁替两人斟酒布菜，动作轻柔而熟练。
加藤端起酒杯，对陈昆举了一下：“这一杯，庆祝你还活着。”
陈昆也端起酒杯，与他碰了一下，仰头饮尽。
几杯酒下肚，加藤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
他讲起了衫本隆一小时候的事——他如何在东京的宅院里捉迷藏，如何因为偷吃羊羹被父亲训斥，如何在他母亲去世后一个人躲在花园里哭。
他讲起了陈昆刚到满洲时如何笨拙地学骑自行车，摔得膝盖上全是疤。
他讲起了陈昆十六岁生日那天，他送了他一支勃朗宁手枪，陈昆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能闭着眼睛完成拆装。
陈昆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应一句“是吗”“原来是这样”。
他的表情平静而自然，既没有刻意的亲近，也没有刻意的疏远，就像一个在听别人讲述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的人。
加藤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无可奈何。
失忆这种事，急不来。
酒过三巡，加藤放下酒杯，说起了正事：“我给你在宪兵队安排了一个职位。”
陈昆放下筷子，看着他，没有立刻接话。
“你可以选去新京工作，也可以在滨城上班。”加藤的语气平淡，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你的档案还在满铁调查部，我让人转到宪兵队总部来，挂在我名下。
级别不变，待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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