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连绵。
打脸风波过后的第三天傍晚，这场透雨依然没有停的迹象。
冰冷的雨丝扯地连天，把黄陂县城内外的黄土路全泡成了烂泥浆。
一辆半旧的黑色福特轿车在城西三十里外的一处岔路口停了下来。
前面路太窄，汽车底盘低，根本开不进去。
车门推开，李文渊穿着一身没有任何标识的灰色长衫，撑起一把黑色的油纸伞。
沈烈没打伞，他穿着粗布短打，头上扣着一顶破斗笠，身上披着蓑衣，雨水顺着斗笠的边缘滴滴答答地往下淌。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泥泞的山道往前走。
小杨抱着步枪，披着蓑衣远远地跟在后面放哨。
“李副处长，咱们这趟到底去见谁？”沈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开口问道。
“一个老朋友。”李文渊的皮鞋全糊满了泥，但他步子迈得依然很稳，“到了你就知道了。”
顺着山道走了大概三里地，前方出现了一处偏僻的农家小院。
院子四周是用树枝随便扎的篱笆，土坯房的屋檐下挂着几串干瘪的红辣椒。
雨水打在茅草屋顶上，发出沙沙的闷响。
李文渊收起油纸伞，推开虚掩的柴扉，走进了堂屋。
屋子里光线昏暗，靠墙的泥炉子上正烧着一壶水，水汽顶着壶盖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一个穿着粗布衣裳、脚踩圆口黑布鞋的中年男人，正坐在炉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竹篾子编着笸箩。
听见脚步声，中年男人停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来。
他长了一张扔在人堆里绝对找不出来的普通国字脸，但那双眼睛却分外明亮，透着一股子历经沧桑的沉稳。
“老李，下这么大雨还跑一趟。”中年男人走过来，熟稔地打了个招呼，又从旁边拿过两条板凳，“坐。”
“陈先生。”李文渊点点头，让开半个身子，把沈烈亮了出来，“人我带来了。
这就是独立侦察连的沈烈。”
被称为“陈先生”的中年男人，目光越过李文渊，落在了沈烈身上。
他的视线从沈烈那张被风霜雕刻过的脸、左侧没有眉毛的反“7”字旧疤，一路往下，看到沈烈那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最后又回到沈烈的眼睛上。
陈先生没有立刻说话。
他转过身，从粗瓷茶壶里倒了两碗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端过来放在缺了角的方桌上。
“山野人家，没好茶。
喝口热水驱驱寒气。”陈先生指了指长条板凳。
沈烈没客气，大步走过去坐下，端起粗瓷碗喝了一大口。
滚烫的热水顺着喉咙流进胃里，把一路走来的寒气驱散了不少。
他暗暗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陈先生。
这个人的举止太自然了，没有国军长官那种高高在上的官僚气，也没有江湖帮派那种刻意的匪气。
他手上的老茧很厚，不仅是虎口，连手掌边缘都有，那是常年干农活和握枪双重磨砺留下的印记。
沈烈心里很清楚，现在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
在黄陂以北、大别山南麓这片广袤的区域里，新四军的挺进队伍虽然还没建立起完全稳固的根据地，但他们的联络员和武工队，早就已经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扎根在这些偏僻的村落里。
前几天李文渊刚在审讯室惊雷中被洗清了“通共”的嫌疑，证实了十年前是军委派出的卧底。
今天他带自己来见的这个“陈先生”，身份根本不用猜。
“沈副连长，你的名字，我在大别山里都听说了。”陈先生也在对面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笑容温和，“城西铁路弯道，你带着一个排，硬生生把日军的一个联队挡了两天。
前阵子在望川镇，你又带人端了鬼子的接头点。
仗打得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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