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四月的黄陂县城，夜风里还夹着几分刺骨的寒意。
城南一处偏僻的破庙里，几盏防风马灯把泥菩萨的影子拉得老长。
庙里没生火盆，但挤挤挨挨站了三四十号人，硬是把冷空气给顶了出去。
陈先生穿着那身标志性的灰长衫，站在神台前头，手里捏着半截粉笔，正在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拆下来的黑木板上画着线路。
老钱蹲在门槛边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晚晴医馆的宋晚晴挽着袖子，正拿炭笔在一本旧账册上飞快地算着什么。
底下的长条凳上，坐着的都是黄陂县周边十二个村的保长、大别山南麓八个村的村老，还有几个战时难民营推举出来的难民头领。
“各位乡亲，老少爷们。”陈先生放下粉笔，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焦急和沉稳，“情况大家伙都清楚了。
战区督察处的那个钱长官，掐了特务旅一半的口粮，冬衣和药品更是快给扣光了。
沈旅长现在带着五千弟兄，饿着肚子在山里一天操练十几个钟头，就是在防着五月份鬼子的大扫荡。”
“陈先生，您就甭废话了！”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保长猛地站起来，把拐杖在青石砖上重重一磕，“特务旅是为了保咱们黄陂才留在这儿吃苦的。
咱们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你就说吧，要咱们干啥？”
陈先生点点头，目光扫过一圈，沉声说道：“沈旅长那头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死咬着牙不肯声张。
但咱们不能干看着。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把咱们手里的劲儿拧成一股绳。
这不是一家一户送两个红薯的事，咱们得给特务旅拉起一条打不烂的后勤线！”
老钱磕了磕烟袋锅子，站起身扯着嗓子喊：“老头子我的杂货铺已经搬空了，连压箱底的盐巴都掏干净了。
这回送物资，路线和接头我来跑！
督察处的卡子我门清，保证不让他们的人闻着味儿！”
宋晚晴合上账本，清脆的声音在破庙里回荡：“医馆这边，林医生带着伙计们已经把库房理出来了。
加上沈旅长之前用华侨捐款紧急采购的那批货，一千箱急救药品、消炎药，今晚就能打包封箱。
可是陈先生，光有药不行，大别山里倒春寒厉害，将士们没有冬衣和绑腿，这伤病还是得成片成片地倒。”
“晚晴姑娘说得对。”陈先生走到黑木板前，指着上面画的三十几个圈，“黄陂十二个村，南麓八个村，加上难民营的兄弟们，一共三十多个集体。
咱们得分工！
家家户户的存粮，能匀一口是一口；村里的妇女熬夜赶工，缝冬衣、打草鞋、打绑腿。
咱们只有三天时间，三天后，不管凑多少，必须按时送进特务旅的营地！”
“好！”难民营的一个刀疤脸汉子红着眼眶吼道，“咱们是从南京那边逃难过来的，一路上见多了当兵的抢咱们的口粮。
可沈旅长他们不一样，他们把咱们当人看！
我们难民营出八百个棒小伙，负责扛包推车！
女人们把破棉被拆了，就是拼凑，也得给弟兄们把冬衣缝出来！”
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时群众总动员，就这么在破庙里定下了调子。
接下来的三天，黄陂县周边的村落里，几乎没有一家熄过灯。
这是一场老百姓自发的“补给战”。
男人们推着独轮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来回奔波，把各家各户凑出来的糙米、棒子面、高粱面往秘密集结点运；妇女们围在煤油灯下，手指头被锥子扎出了血也顾不上舔一口，就着几块碎布头和旧棉花，拼命地纳着鞋底、缝着冬衣。
陈先生的地下党联络网发挥了惊人的协调能力，三十多个集体的物资，被有条不紊地集中、清点、装车。
没有杂乱无章，没有拥挤踩踏，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
第三天夜里，大别山里刮起了阴风，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
特务旅的指挥所里，沈烈正端着一碗几乎能照出人影的稀粥，眉头紧锁地盯着墙上的地图。
这几天训练强度翻倍，将士们的体能已经快到极限了，要不是那股子精神气硬撑着，好些人早就倒下了。
“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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