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桂林街的摊位少了好几个。
以前刘湘旁边的位置是一个卖电子表的年轻人，姓郑，比他大两三岁，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每天推着一个小推车卖计算器和电子表。
九月底的一天，刘湘发现那个位置空了，地上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报纸。
后来听钟伯说，小郑炒股亏了十几万，把电子表批发生意的周转资金都搭进去了，实在撑不下去了，回了潮州老家。
北河街卖鱼的黄叔也开始唉声叹气。
他的摊位上挂了一个小牌子，写着“平卖”两个字，但买鱼的人还是少了。
黄叔一边杀鱼一边跟刘湘抱怨：“以前那些师奶，买鱼不问价钱的，挑好了直接给钱。
现在倒好，每一条都要问几多钱，还要砍价，砍完价还要多要几根葱。
日子难过啊。”
就连钟伯的炒栗子生意也受了影响。
以前傍晚时分，他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队，栗子香飘半条街。
现在排队的人少了，一锅栗子要炒好久才能卖完。
钟伯不急不躁，还是那副慢悠悠的样子，炒一锅栗子要翻两千下，一下不多一下不少。
刘湘问他生意好不好，他嘬了一口烟，眯着眼睛说：“好不好的，日子总要过。
栗子还是要炒，饭还是要吃。”
但刘湘看得出，钟伯的眼神比从前黯淡了一些。
十月的一个晚上，刘湘收摊后没有直接回板间房，而是去了一趟工厂。
工业大厦的电梯坏了，爬了七层楼梯。
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好几盏，黑漆漆的，他摸着墙往上走。
到了七楼，掏出钥匙开了门，拉亮日光灯。
厂房里空荡荡的，十二台衣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十二个沉默的士兵。
他在裁床前站了一会儿，忽然听到隔壁单位传来声音。
隔壁是一间塑料制品厂，老板姓林，潮州人，比刘湘大十来岁，平时见面会打个招呼。
刘湘走过去，发现林老板一个人坐在厂房里，面前堆着半成品塑料玩具，没有工人，只有他自己。
“林生，这么晚还在加班？”刘湘站在门口问了一句。
林老板抬起头，刘湘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的。
不是哭过，是熬夜熬的，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阿湘，进来坐。”林老板指了指旁边的塑料凳子。
刘湘坐下来，环顾四周。
厂房里乱糟糟的，地上散落着塑料碎屑，纸箱堆了一人多高，有些已经发霉了。
衣架上挂着一件工衣，胸口绣着“林记塑胶”四个字，看起来很久没洗了。
“林生，最近怎么样？”
林老板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
“怎么样？
你看就知道了。
订单少了七成，工人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发不出工资。
前几天有两个工人来追薪，我没钱给，他们把我的车钥匙拿走了。”他指了指门口那辆灰色的丰田皇冠，“那辆车，现在不是我的了。”
刘湘沉默了几秒，不知道说什么好。
林老板继续说，像是在跟刘湘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做塑胶做了八年，从一台注塑机做起，做到现在二十台机器、五十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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