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桥的这一端，手里攥着一沓刚办好签注的回乡证。
桥不长，百来米，铁栏杆刷着暗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锈了。
桥下是深圳河，窄窄的一条，水色浑浊，两岸长着齐腰的芦苇。
他盯着那条河看了几秒——两年前的那个深夜，他正是从这条河的下游某处，湿淋淋地爬上了对岸。
现在他要走回去了。
堂堂正正地，从桥上走回去。
刘富贵介绍的那位周永昌，在旺角的一间写字楼里跟刘湘见了一面。
周永昌四十出头，广东人，说话语速极快，前几年在深圳做贸易，对那边的政策门儿清。
他在办公桌上铺开一张深圳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
“现在去深圳开厂，时机正好。”周永昌用笔尖点着地图，“特区刚成立两年，到处都在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你出设备、出技术、出样板，他们出厂房、出工人、出水电，利润分成或者收工缴费，怎么谈都行。”
“前三年免税，地租便宜得跟白送一样。”周永昌又点了一句，“你在香港租八百尺工厦一个月两千一，在深圳同等面积，一块钱一个平方，你算算。”
刘湘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
蛇口、罗湖、布吉、沙头角，一个个陌生的地名，在他眼里渐渐亮了起来，像暗夜里点起的灯。
回香港之后，他又约了几个早两年已经在深圳办厂的港商喝茶取经，每一顿茶钱都是他抢着付的。
有人做电子，有人做玩具，有人做塑胶花，做服装的只有一两个，但每一个都说同样的话：成本比香港低太多，利润翻倍都不止。
有个做牛仔裤的港商说得更直白：“你在香港请一个工人五百块，在深圳一百多块就能请到，而且这边的姑娘手脚快、肯加班、不跟你谈条件。
你算算，一年下来省多少？”
刘湘算过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在香港，他的十二台衣车、十几个工人，一个月产量两千件左右，每件衣服的加工成本将近八块。
如果在深圳开两百人的厂，每件衣服的加工成本能压到三块以下。
同样的款式，同样的面料，同样的质量，成本降了三分之二。
这意味着他可以把批发价降下来抢市场，也可以维持原价赚翻倍的利润。
这条路，值得走。
他决定亲自去深圳走一趟。
过了罗湖桥，就是另一个世界。
深圳火车站还是老样子——低矮的站房，灰扑扑的墙壁，广场上坑坑洼洼，到处是拎着蛇皮袋赶车的人。
刘湘站在广场上，环顾四周，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恍惚。
两年前他穿着湿透的衣服从河对岸爬上来，两年后他穿着熨过的衬衫从桥上走回来。
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土地，却是完全不同的身份和心境。
他在火车站附近找了辆摩的，去了罗湖区政府的外经贸办公室。
接待他的是一个姓梁的科长，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条理清晰。
梁科长听说他是香港来的、想办制衣厂，眼睛亮了一下，热情地把他请进了办公室，倒了杯热茶。
“刘生，你来得正好。
我们这边现在大力鼓励港商投资，特别是‘三来一补’企业，政策上有很多优惠。”梁科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翻到其中一页，“你看，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进口设备免关税，产品出口退税。
另外厂房方面，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现成的工业厂房，也可以由你方自建，地价从优。”
刘湘接过文件，一行一行地看。
他在香港摆摊这两年，别的没学会，看合同看文件的本事倒是练出来了。
这份文件上的条款，每一条都在降低投资门槛、提高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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