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红星轧钢厂北面菜园。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红薯终于成熟了。
我是从红薯叶子变黄来判断的。
当那些原本绿油油的叶子开始泛黄、枯萎，我就知道：时候到了。
红薯的收获季节一般是8月下旬到9月上旬。
现在正是时候。
我找了个下午，跟车间请了半天假，带上工具，去了菜园。
两亩地，红薯种了大约一亩半，土豆种了大约半亩。
我先挖了一株红薯试试手。
一锹下去，翻出来的土块里，躺着几块红薯。
有大有小。
大的有拳头那么大，小的只有鸡蛋大小。
但数量不少——一株下面，少说也有七八块。
我掂了掂那几块红薯，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按一株七八块、每块半斤算，一亩地能收……至少两千斤。
两亩地，就是四千斤。
再加上那半亩土豆……
我的心跳加快了。
如果这些都能顺利入窖，足够我和娄晓娥吃上一整年。
1959年8月，工厂菜园。
收获红薯是个体力活。
我把傻柱和刘光天也叫来了。
三个人，一亩半地，从下午挖到傍晚，整整干了三个多小时。
傻柱负责挖——他力气大，一锹下去能翻起一大块土。
我负责捡——把翻出来的红薯从土里捡出来，去掉泥土，放进筐里。
刘光天负责运输——他把装满红薯的筐子背到地头，倒进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麻袋里。
三个人配合默契，干得很快。
傍晚的时候，一亩半地的红薯全部收完了。
地头堆着十几袋红薯，少说也有三千斤。
向东哥，傻柱擦了擦汗，看着那堆红薯，这得有多少？
三千斤左右。
我说。
三千斤？
他瞪大了眼睛，这么多？
我没多解释，只是拍了拍那袋红薯，这些红薯，回去磨成淀粉，能存很久。
他点点头，没再问。
他就是这样——你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问为什么。
1959年8月，四合院后院。
当天晚上，我把第一批红薯运回了四合院。
不是三千斤全运回来——那样目标太大，太惹眼。
我只运了一袋，大约两百斤，藏在后院的菜窖里。
剩下的，先存放在工厂菜园的棚子里，等风头过了，再慢慢往回运。
娄晓娥看到那袋红薯，眼睛亮了。
这么多？
工厂菜园收的。
我说，等过几天再弄一批回来。
娄晓娥点点头，没多问。
娄晓娥已经开始习惯这些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带回来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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