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初秋。
闽浙赣三省交界的仙霞岭深处，晨雾像化不开的愁云，一层叠着一层，裹着苍莽的林海。
山风掠过松涛，卷着几声凄厉的鹧鸪啼鸣，撞在陡峭的崖壁上，又折返回来，混着溪涧的流水声，更显得这方天地空寂而肃杀。
沈砚之站在临时指挥部的木楼前，手里攥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电报上的字迹他早已烂熟于心——“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短短二十余字，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胸口发闷。
他今年已五十三岁，两鬓斑白如霜，额间的皱纹深如刀刻，唯有那双眼睛，依旧亮得惊人，像两簇在寒夜里不肯熄灭的火。
他抬头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山外是战火纷飞的华夏大地，是妻离子散的黎民百姓，是豺狼环伺的破碎山河。
“军长，都准备好了。”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沈砚之转身，看见参谋长陈铁山正站在台阶下。
陈铁山比他小十岁，是当年在西南整军经武时提拔起来的将领，跟着他南征北战二十余年，左腿上还留着汀泗桥战役时的弹片，走起路来微微跛着，却依旧挺拔如松。
此刻他手里捧着一份名单，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激动，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怕一开口，那股热意就从嘴里溢出来。
“进来说。”沈砚之点点头，转身走进屋内。
这间木楼原是山里猎户歇脚用的窝棚，被他们改成了指挥部。
墙上挂着一张用炭笔画的闽浙赣边区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插着红蓝两色的三角旗。
红色是他们的根据地，蓝色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驻军。
自从去年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共识，但蒋介石的“限共、溶共、**”方针从未改变，闽浙赣边区的国民党军虽然停止了大规模围剿，但小股摩擦从未断绝，就像藏在草丛里的毒蛇，冷不丁就会咬你一口。
沈砚之坐在那张用木板搭成的桌子后面，接过陈铁山递来的名单。
名单上写着三十多个名字，都是这几日从上海、南京等地秘密潜入根据地的进步青年，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工人，还有几个是海外归来的华侨。
他们的到来，像一股清泉，注入了这支在深山里苦撑了十年的队伍。
“这些娃娃，胆子不小。”沈砚之的手指划过那些陌生的名字，嘴角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上海到这儿，一路上多少道关卡，他们能闯过来，不容易。”
“是啊，”陈铁山重重地点头，“有个叫林默的，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来的，路上被特务盯上了，硬是甩掉了尾巴，还带了一箱进步书刊过来。
还有个叫苏晚晴的姑娘，是上海纺织厂的工人，家里人都被日本人炸死了，她一路讨饭过来的，怀里还揣着一面缝了一半的红旗。”
沈砚之的笑容淡了下去。
他想起自己的长子沈崇文。
崇文今年刚好三十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就毅然回国，现在应该已经在北方的抗日前线了。
他不知道崇文此刻在哪里，是活着还是死了，只记得儿子临走前说的话：“爹，您教过我，男儿当马革裹尸，如今国难当头，我怎能苟且偷生？”
“通知下去，今晚在晒谷场开欢迎大会。”沈砚之沉声道，“把这些青年的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也让大伙儿知道，咱们不是孤军奋战。”
“是！”陈铁山敬了个礼，转身要走，又被沈砚之叫住。
“等等，”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丝，那是去年老乡送的，他一直舍不得抽，“把这个给炊事班送过去，今晚加个菜，炒两个鸡蛋，再煮一锅红薯粥。
那些娃娃一路上肯定没吃过饱饭。”
陈铁山接过烟丝，鼻子一酸。
他知道，这包烟丝是军长的宝贝，平时连摸都不让人摸一下。
傍晚时分，晒谷场上点起了几堆篝火。
火光映着战士们黝黑的脸庞，也映着那些新来的青年们略显稚嫩的面孔。
苏晚晴坐在火堆旁，怀里紧紧抱着那面未完工的红旗，火光把她的脸映得通红。
她只有十九岁，梳着两条辫子，眼睛很大，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坚毅。
林默坐在她旁边，手里捧着一本《呐喊》，那是他从北平带出来的，书页已经翻得卷了边。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苏晚晴说：“晚晴姐，你说沈军长真的会来吗？”
“当然会，”苏晚晴点点头，“我听带路的同志说，沈军长最关心咱们这些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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