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月初九，山海关。
入夜后的关城像一头蛰伏的巨兽，背靠着黑黢黢的燕山，面朝着波涛汹涌的渤海。
城墙上的垛口每隔十步便挂着一盏气死风灯，在初冬的夜风里摇曳不定，把巡夜清兵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
沈砚之站在南门城楼的阴影里，身上披着一件半旧的羊皮袄，双手拢在袖中，看似在打盹，眼睛却透过垛口的缝隙，死死盯着城外那条通往关内的大道。
他在等一个人。
三天前，派去滦州联络新军的探子传回消息：驻防滦州的北洋新军第二十镇七十九标，标统程振邦有反正之意。
此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按兵不动，实则观望风向。
若能将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拉过来，山海关起义的胜算便能增加三成。
但程振邦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见沈砚之一面。
“太冒险了。”昨晚在关帝庙后院的密室里，教习刘秉忠第一个反对，“程振邦虽曾入过同盟会，但如今是朝廷的标统，手握三千兵马。
万一他有诈，少东家这一去，便是自投罗网。”
铁匠赵大锤闷声道：“不如俺带几个弟兄，把姓程的‘请’过来。”
“胡闹。”沈砚之摇头，“程振邦若真有反正之心，我们以诚相待，方能换取真心。
若他设下圈套……”
他没有说下去，但众人都明白后果——山海关起义的谋划将彻底暴露，所有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最终，沈砚之还是决定亲自去。
时间定在今晚子时，地点在城外十里铺的关帝庙。
那是座荒废多年的小庙，香火早绝，平日里除了赶夜路的脚夫偶尔进去歇脚，少有人至。
“少东家。”身后传来压低的声音。
沈砚之回头，见是账房先生周文谦。
这位年过五十的老秀才，是父亲沈怀远生前最信任的幕僚，如今也是沈砚之身边唯一读过兵书、通晓谋略的人。
“周先生。”沈砚之微微点头，“城里可还太平？”
“表面太平。”周文谦走到垛口边，也望向城外，“但暗流汹涌。
守备衙门今天下午又调来一队马队，说是加强城防，实则是把住了四门要道。
我让茶馆的伙计打听了，带队的把总姓徐，是刚从小站调来的，据说是袁宫保（袁世凯）的旧部。”
沈砚之眼神一凝。
袁世凯。
这个名字在如今的北方，比紫禁城里的小皇帝更有分量。
他一手训练的新军，是清廷唯一还能打仗的军队。
武昌事变后，朝廷不得不重新启用他，授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
如果袁世凯的人已经到了山海关，那说明朝廷对这里的异动已经有所察觉。
“还有一事。”周文谦从袖中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今天晌午，有人在茶馆遗落了这张纸。
我捡到后，没敢声张。”
沈砚之接过纸条，就着城楼檐角灯笼的微光展开。
纸上是用铅笔草草写的一行字：
“初十亥时，城南土地庙，取货。”
字迹潦草，像是匆忙间写就。
但“取货”这两个字，让沈砚之的心沉了下去——这是清廷暗探接头的暗语，他父亲生前曾提起过。
“送信的人呢？”
“走了，没看清脸。”周文谦道，“但茶馆的伙计说，那人穿着灰布长衫，戴着瓜皮帽，说话带京腔，像是衙门里的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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