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冬，十一月初七，夜。
山海关的雪下了整整三日，到这天黄昏才渐渐止住。
月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积雪覆盖的城墙上，反射出惨白的光。
关城内外一片死寂，只有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一下、一下地回荡，像催命的符咒。
沈砚之裹了裹身上的羊皮袄，站在城楼箭窗前，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团雾。
他手里握着一支单筒望远镜——德国货，是他父亲沈怀瑾当年随北洋水师赴欧考察时带回来的。
镜筒已经磨得发亮，铜制的镜身上刻着几个德文字母，沈砚之不认识，但他记得父亲说过，那是“卡尔·蔡司”的意思，德国最好的光学仪器商。
透过镜片望去，关外的原野白茫茫一片。
月光下，能看见远处清军大营的轮廓，像一头趴伏在雪地里的巨兽。
营寨里灯火稀疏，偶尔有巡逻兵举着火把走过，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摇晃的影子。
“看清楚了？”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沈砚之放下望远镜，转身。
说话的是程振邦，比他大五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出身，原是新军第二十镇的骑兵管带。
半个月前，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山海关，这位年轻的军官当夜就带着三十几个心腹弟兄，趁夜摸出军营，投奔了沈砚之的乡勇队伍。
“看清楚了。”沈砚之把望远镜递过去，“大营东南角，辎重营的位置，守卫比平时多了一倍。
还有——”他指着远处，“你看那几顶新搭的帐篷，比普通兵帐大得多，周围还拉着铁丝网。
我猜，里头不是火炮。”
程振邦接过望远镜，凑到眼前看了半晌，缓缓点头：“是马。
至少两百匹，都是好马。
你听——”
两人都屏住呼吸。
夜风从关外吹来，带着刺骨的寒意，也带来隐约的马嘶声。
那声音压抑而焦躁，像是被拴得太久，急于挣脱缰绳。
“袁世凯要动手了。”程振邦放下望远镜，脸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凝重，“他在关外屯兵两月，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等咱们粮草耗尽，等关内人心浮动，等——”
“等一个里应外合的机会。”沈砚之接过话，声音平静，但握着箭窗边沿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三天前，他们在城内抓到一个奸细。
是个卖豆腐的老头，在关城卖了十几年豆腐，谁都认识。
可就是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老头，半夜翻墙出城，怀里揣着一封密信——是写给关外清军前敌总指挥段祺瑞的。
信上说，城内粮草最多还能支撑五日，守军已生倦意，只要清军猛攻，必有人开城献降。
老头受不住刑，全招了。
他说自己是奉天将军赵尔巽安插的暗桩，在山海关潜伏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间，他往关外送过十七次情报，有清军布防的，有粮草储备的，甚至还有沈砚之父亲沈怀瑾当年暗中资助革命党的证据。
沈砚之亲手砍了那老头的头。
血溅了满脸，热得发烫。
但他心里却一片冰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都能是暗桩，那这关城里，还有多少双眼睛在暗处盯着？
“内奸不止他一个。”程振邦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沉声道，“我查过了，守西门的把总刘三，最近手头阔绰得很，在‘春香楼’一掷千金。
还有粮台的司库老周，他小儿子上个月突然定了亲，聘礼是二百两雪花银——他一年俸禄才多少？”
“名单都记下了？”沈砚之问。
“记下了。”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了七八个名字，后面还标注了可疑之处，“一共九个人，三个是军官，六个是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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