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的黄陂县，天寒地冻，北风像是一把把小刀子，刮得沿街的布幌子哗啦啦直响。
城东的一家老客栈里，二楼靠街的那个房间，却亮着一盏暖融融的煤油灯。
“啪嗒、啪嗒、叮——”
一阵清脆的打字机敲击声，在安静的客栈走廊里回荡着。
陈文君裹着一件厚实的粗线毛衣，齐耳的短发别在耳后。
她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指，捧起桌子上的热茶捂了捂，目光再次落在那张刚刚打满黑字的稿纸上。
稿纸最上方，赫然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沈烈与他的独立支队：从戴罪侦察兵到大别山先锋》。
这是她重返黄陂县后，写下的第一篇战地长篇通讯的开篇。
作为一名常驻第五战区的战地女记者，陈文君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
前阵子，她刚刚去了一趟战区总部，又秘密通过地下交通线，向延安总部做了一次详尽的汇报。
在延安，首长们对黄陂县的局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在这抗战进入最艰苦相持阶段的一九三九年，国共两军能在前线摒弃前嫌、生死相托，打出落鹰涧那样漂亮的大捷，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模范战例。
延安总部的指示很明确：黄陂县的国共联合抗日，是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陈文君的任务，就是深入黄陂，做一次长达半年的“长期跟踪报道”。
从大别山战役的备战，到战役打响，再到战后的总结，全方位记录下这支队伍的铁血历程。
这篇报道一旦发出去，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自十里地形圈之后的第二次宣传狂潮。
沈烈和他的独立支队，将彻底成为全中国抗日军民眼里的一把尖刀。
陈文君喝了口热茶，把稿纸小心翼翼地收进牛皮纸袋里。
她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照相机，挂在脖子上，推开门走出了客栈。
黄陂县的大街上，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大别山战役而显得惊慌失措。
相反，整个县城透着一股子万众一心的热乎劲儿。
陈文君顺着青石板路往前走，刚走到城西的十字路口，就碰见了一长串推着独轮车的老百姓。
“大爷，这大冷天的，您推着这么多白菜干粮去哪儿啊？”陈文君快走两步，上前帮一个戴着破毡帽的老大爷推了一把车。
老大爷停下车，擦了把汗，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是陈记者啊！
俺们是城外王家村的，这是周边十二个村子凑起来的过冬菜和纳好的千层底布鞋。”老大爷指着身后那望不到头的独轮车队，满脸的自豪。
“沈司令的独立支队，马上就要进大别山打鬼子了。
那些当兵的娃子，都是替咱们老百姓挡枪子儿的。
俺们乡下人没啥本事，但也绝不能让打鬼子的队伍饿着肚子、光着脚丫子进山！”
旁边一个推着一车土豆的中年汉子也跟着嚷嚷：“就是！
以前那些杂牌军过境，恨不得把咱们的锅底都给刮干净。
可沈司令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咱们端了城外的汉奸窝。
这才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俺家那二小子，昨天也报名参加独立支队了！”
陈文君听着这些最朴实的话语，赶紧举起相机，“咔嚓”一声，将这十二个村子百姓推车劳军的画面定格了下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陈文君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一笔。
独立支队之所以能在这短短一个月内扩编到三千五百人，靠的不仅仅是长官部的一纸委任状，更是这黄陂县老百姓实打实的民心。
告别了劳军的队伍，陈文君在街角的一个茶摊前，遇到了穿着一身旧棉袍的陈先生。
陈先生现在是半公开的地下党联络员，专门负责协调新四军和独立支队的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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