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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迈开步子,朝舞台走去。
每一步都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悄无声息,却又沉重得像是踏过了许多年。
一九九三年五月,法国南部的海滨小城被热浪与海风包裹。
一部华语影片在这里摘下了最高荣誉的桂冠。
那尊金色的奖杯第一次刻上了来自东方的名字。
这件事像一枚投入静湖的石子,在遥远彼岸的影视圈荡开绵长的涟漪。
随后十多年里,自大陆,自港岛,自海峡对岸,一批又一批执着于光影的人携着他们的作品远渡重洋。
他们在欧洲那几座古老的电影殿堂里留下了足迹,捧回了让同行仰望的荣光。
若将目光局限于亚洲,除开那个岛国在电影奖项的角逐中偶尔能稍占上风,其余地域都难以企及这般高度。
其中自然包括某些狂热拥趸时常颂扬的韩国电影。
单说那位被称作“老谋子”
的导演,他个人便已将两座金狮、一头金熊、一尊银狮、一樽银熊,还有戛纳的评委会大奖收入囊中。
这还未算上王家卫、凯子哥等人的战绩。
仅他一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荣誉簿上,便已压过了整个韩国影坛所有导演的总和。
在纯粹的艺术电影疆域,大陆的导演们曾经闪耀着不容忽视的光芒。
然而当时针拨向新千年,老谋子、凯子哥这些名字开始与商业票房紧密相连。
支撑艺术火苗的任务,便落在了王晓帅、贾科长、娄晔这一批人的肩头。
他们无疑怀揣才华,但若与上一代那几位相比,天赋的差距清晰可见。
新世纪开启后,来自大陆的艺术电影在国际奖项上的斩获,肉眼可见地稀薄了下去。
颜维明被诸多媒体冠以“亚洲商业片最成功的舵手”
在票房与市场的战场上,他已无需向谁证明什么。
此刻他站在这座地中海畔的小城,心中所图,是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天空。
他渴望拍出那样的作品——既能征服评委的心,又能填满影院座位。
《1937》便是这样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
影片尚未公映,金棕榈的奖杯已先一步落入怀中,算是完成了一半的野望。
喜悦是真实的,像温热的酒液在胸腔里缓缓流淌。
此刻,他立于领奖台 ** ,脚下是光滑的木质地板,四周是潮水般涌来的掌声。
头顶的聚光灯过于炽烈,烤得皮肤微微发烫。
但站在这个高度,迎面望向台下那两千多张面孔,捕捉到那些目光中掺杂的钦羡、愕然、酸涩与失落,一种近乎战栗的快意攫住了他。
前一位获奖者,执导《生命之树》的泰伦斯,已经用低沉嗓音说完感谢词。
颜维明接过那只尚存余温的话筒,指尖能感受到金属的微凉。
“谢谢《1937》剧组的每一位同仁,”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在厅堂里回荡,“谢谢我们那些伟大的先人,是他们用血肉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
也谢谢我的祖国,给了我一片能够安然成长的土地。”
“这是华语电影得到的第二座金棕榈,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十八年。”
他稍作停顿,让寂静在空气中凝结一瞬,“坦白说,我觉得这间隔太长了。”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台下阴影中那些模糊的轮廓。”我了解一些戛纳的历史。
在这里,还没有任何一位导演,能三次举起金棕榈;也没有谁,能四次将最佳导演的奖杯带回家。”
“我希望未来我能常来这里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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