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过完外白渡桥的第三天，上海学会了一件事：入夜之后，不许有声音。
宵禁的钟点一到，弄堂口的电灯就灭了。
哨兵在街角站着，皮靴踩在石板上，一步一响，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窗里的人不敢点灯，点了灯，光会漏出去，光漏出去，就有人来敲门。
陆行舟头一回懂了：恐惧是有重量的，还有声音。
那声音就是敲门声。
沦陷后的头几夜，谁家都听过敲门。
有时是查户口的，有时是搜军械的，有时什么名头都没有，就是踹开门，翻箱倒柜，抓走一个人，天亮不回来。
敲门这件事，从前是串门，是收房钱，是邻居借酱油；如今它变了，变成一记闷锤，砸在每一颗吊着的心上。
留守组七个人，就是在这样的夜里，钻进了那间亭子间。
亭子间在一栋石库门的二楼半，晒台底下，楼梯拐角那么一格。
夏天蒸笼，冬天冰窖，层高矮得高个子进门要低头，雷震虎第一回进来就磕了脑门，骂了句粗的。
可它有一样好——它太不起眼了。
三面是别人家的墙，一扇小窗对着天井，进出走的是后弄那条只容一人的窄道。
要搜，得先摸对门；要围，围不严。
雷震虎选它，选的就是这个。
留守组转入地下的头一课，他讲得很短：“从今天起，白天各是各的行当，夜里都别串门。
风声紧，就把这里当没有过。”
电台和账，归陆行舟管。
台子拆成零件，分几处藏；账本做两套，一套给人看，一套记在他脑子里。
他每回来这间屋，都是踩着后弄那条窄道摸黑上来的，进门先摸黑坐一阵，听墙外动静，听够了，才敢就着窗缝那点天光干活。
灯，是万万不能点的。
家，是曼丽搬的。
她也不多问缘由，就说了句“这地方我住着心慌”，转天就雇了辆黄包车，把细软家什一趟一趟搬进了法租界——那座还没沦陷的孤岛。
孤岛也慌，也乱，物价一天三涨，可到底，夜里还能点灯，还听不见皮靴。
新住处是霞飞路后头一条弄堂里的两间。
曼丽拾掇得利落，把陆行舟那件缝着旧怀表的棉袄叠得方方正正，压在箱底最稳当的地方。
她做这些的时候，一句没提他每天神神秘秘往哪儿去、干些什么。
她不是不知道该问。
她是知道——有些事，问了他也不能说，说了两个人一块儿担着，不如她揣着糊涂，替他把这个“家”守好。
搬完那天夜里，她把靠窗那盏台灯挪了个地方，挪到进门一眼就看得见的桌角。
“往后你回来晚，”她背着他，理着灯罩上的灰，“这灯，我夜夜给你留着。
摸黑进门，别磕着。”
陆行舟没接话。
他看着那点灯光，忽然觉得，这半年提着的一口气，能在这屋里落一落地。
孤岛的日子，是一种慢性子的窒息。
米要抢，煤要抢，抢不着就得挨。
曼丽从前是仙乐斯的歌女，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学会了天不亮去排米队，学会了跟米店伙计吵秤，学会了把一块钱掰成三瓣花。
她那手糊红烧肉的功夫倒还在——搬家头一顿，又给烧糊了，满屋子焦味，两人就着糊肉扒了两碗糙米饭，谁也没嫌。
陆行舟白天照旧是雷震虎手底下那个打瞌睡的废物账房。
留守组明面上挂着几个能糊弄过去的行当，他管的那摊账，做得四平八稳，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雷震虎挑不出错，也懒得多看他一眼。
夜里，他才是另一个人。
摸黑上亭子间，摸黑装台，摸黑守着那副戴着耳机的死寂。
落款早换了新代号——那封焦土上的第一电，三天前就从这间屋里发出去了；如今每回电键起落，他手上还是那么轻，轻得像怕惊了谁。
守完钟点，他拆台，藏零件，原路摸黑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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