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的北京，冷得邪乎。
我裹着厂里发的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从轧钢车间往会议室走。
路过食堂的时候，闻到一股熬白菜帮子的味道，寡淡得跟刷锅水似的。
这年头，肚子里没油水，总觉得空落落的，走路发飘，像是踩在棉花上。
不过今天的气氛有点不一样。
一路上碰见几个工友，都在那儿嘀嘀咕咕，脸上带着点藏不住的喜气。
老孙看见我，老远就挥手：小林，听说了吗？
大消息！
他眼睛亮得像灯泡，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我心里嘀咕：莫非又有啥好消息？
推开会议室的门，里头已经坐满了人。
烟雾缭绕的，几个老工人点着旱烟，烟叶子那股冲劲儿直往鼻子里钻。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掏出揣在兜里的旧笔记本，准备记点东西。
本子边角已经卷了，纸页泛黄，上面记满了这一年的零零碎碎——定量、菜价、孩子的花销。
车间主任老周坐在前头，清了清嗓子。
他的嗓子常年被车间里的烟尘熏，哑得像破风箱。
都静一静，开会了。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老周翻了翻手里的文件，表情严肃，但嘴角那点笑意谁都看得出来。
他故意把文件举高了，让大家看见那红头文件的公章，然后才开口：
今天传达个好事儿。
他顿了顿，卖了个关子，从二月份开始，咱们的口粮定量，从二十五斤调到二十八斤。
会议室里的一声，像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
二十八斤？
那可是多了三斤啊！
这可太好了！
够多吃好几天饱饭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三斤粮食，在这个年头，那可是能救命的。
三斤棒子面，够一个成年人吃好几天；三斤白面，能蒸出多少个大馒头？
够一家子过个像样的年了。
我想起去年冬天，月末那几天，粮袋见了底，娄晓娥把米缸刮得干干净净，煮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
她不说，我也不说，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了。
现在，多出这三斤，意味着月底不用再数着米粒下锅了。
老周摆摆手，示意大伙儿安静。
他放下文件，双手撑在桌子上，身子前倾：还有——八字方针继续执行，意思是啥？
意思是国家要继续调整政策，让咱们的生活好起来。
困难的时期正在慢慢过去，大家要有信心！
他说完这话，眼神里带着一种真诚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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