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3日，最后一批苏联专家离开了红星轧钢厂。
那天早上，我特意早起，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
宿舍里很安静，同屋的老王已经去车间了，窗外的天刚蒙蒙亮。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睡不着。
这一天终于来了。
从1953年苏联专家抵达轧钢厂，到现在整整三年。
三年里，我从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技术员，成长为能够独立解决轧机问题的工程师。
伊万诺夫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
我翻身下床，洗了把脸，推开门走向厂区。
五月初的清晨还带着些许凉意，厂区道路两旁的杨树已经抽出了新芽，在晨风中轻轻摇晃。
远处的大喇叭正在播放《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在空气中回荡。
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车间方向飘来的机油味——那是熟悉的、让我安心的味道。
走到厂区门口时，远远地就看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
阳光刚刚爬上东边的厂房顶，把那片阴影染成淡淡的金色。
我加快脚步，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是期待，又像是不舍。
周铁生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今天穿着那件半旧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些。
他看见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我们并肩站在那里，看着厂区里的景象。
三三两两的工人从各个方向走过来，有的扛着工具，有的拎着饭盒。
他们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好奇地张望，有的低声交谈。
我听到有人议论：
“听说今天最后一批专家走。”
“可不是嘛，苏联专家全撤了。”
“那咱们的轧机还能转吗？”
“怕啥，有林技术员呢。”
我低下头，没有接话。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没了苏联专家，轧机能不能转，能转多久，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就在这时，厂房的门开了。
伊万诺夫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几个拎着行李的苏联专家。
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大衣，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老专家环顾着四周，目光在那些熟悉的厂房、烟囱、管道上停留。
他的脚步很慢，像是在丈量这片他工作了近四年的土地。
我注意到他的眼眶有些发红。
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了下来。
“周，林。”他的中文还是带着那熟悉的卷舌音，“我来告别了。”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苏联老头，这三年来对我亦师亦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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