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把指挥刀交到沈砚之手上的时候，是腊月二十四的清晨。
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慷慨激昂的训话。
就在双河场那座灰墙院落的正房里，在一屋子浓得散不开的药味里，蔡锷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柄跟了他十几年的指挥刀，双手托着，递到沈砚之面前。
刀鞘上的鎏金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的铜胎。
刀柄上缠着的丝绳被汗渍浸成了深褐色，那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留下的印记。
沈砚之单膝跪地，双手接过。
刀比他想象的要沉。
不是铁的重量，是别的什么。
“这刀跟了我十六年。”蔡锷靠在枕头上，说话的声音很轻，每吐出一个字都要歇一口气，“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云南讲武堂，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讨袁。
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他顿了顿，目光从刀上移到沈砚之脸上。
“现在交给你。
不是让你供着它，是让你用它去打我打不完的仗。”
沈砚之握着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想说点什么——说些慷慨激昂的话，说些不负所托的誓言。
可话到嘴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只是在蔡锷床前站得笔直，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那个礼敬了很久，久到手臂开始发酸，久到蔡锷轻轻摆了摆手，说“去吧”。
沈砚之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
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蔡锷在看他。
那种目光的重量，和指挥刀一样沉。
当天下午，沈砚之带着蔡锷的手令赶到了集结地。
三个团的兵力已经在指定位置待命——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外加他从前线带回来的前锋营残部。
加在一起不到两千人，但已经是护国军在川南战场上能抽调出来的全部机动兵力了。
临时指挥所设在叙永城北一座废弃的关帝庙里。
庙门早就塌了，大殿里的关公像缺了半边胳膊，但头顶的屋瓦还算完整，勉强能遮风挡雨。
沈砚之把地图铺在供桌上，叫来了三个团的团长。
最先到的是第一团团长卢剑平，一个四十出头的老行伍，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下巴的刀疤，说话声如洪钟。
他进来的时候带了一阵冷风，把供桌上的蜡烛吹得摇摇晃晃。
“沈营长，”他开口就是“沈营长”，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加掩饰的审视，“不是我不信你。
我卢某打了二十年仗，从来没听过一个营长指挥三个团的道理。”
沈砚之没有动气。
他把蔡锷的手令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供桌上，摊平。
“卢团长，这是蔡将军的手令。
您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去双河场当面问将军。
来回四十里地，快马一个时辰就到。”
卢剑平盯着那份手令看了半晌，上面蔡锷的亲笔签名和护国军第一军的关防大印清清楚楚。
他哼了一声，没再说话，拉开一把破椅子坐下了。
接着进来的是骑兵营营长铁木尔，一个蒙古族人，紫红脸膛，身形魁梧得像半截铁塔。
他是跟着蔡锷从云南一路打过来的老底子，对蔡锷的命令从不多问一句。
沈砚之说什么，他就点头，点完头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打？”
最后到的是第二团团长冯国华。
这个人最年轻，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在一群五大三粗的军官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是留日学生，学测绘的，在云南讲武堂当过教官。
沈砚之在日本时见过他几面，不熟，但知道这个人做事精细，脑子转得快。
“人到齐了。”沈砚之把地图转过来，让三个人都能看清，“我说一下部署。”
他的手指点在叙永以北那片无名高地上——就是三天前他带着前锋营死守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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