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三个月，沈砚之在川南一座叫不上名字的小镇上，收到了两封信。
信是同一个信使送来的。
信使骑了一匹瘦得肋骨根根可数的滇马，从云南一路颠簸到川南，走了整整十一天。
他把两封信交到沈砚之手上的时候，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白皮，声音沙哑得像是从砂纸上磨出来的：“沈旅长，一封是蔡将军生前写给您的。
另一封……您自己看。”
沈砚之站在镇口那棵被炮火削去半边树冠的老榕树下，低头看着手里的两封信。
第一封的封皮上写着“沈砚之亲启”，字迹瘦硬有力，每一笔都像是用刀刻进纸里的——他认得这个笔迹，蔡锷的字，他见过太多次，在作战地图的空白处，在军令的落款上，在那位将军躺在病榻上仍然坚持批阅公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
第二封信的封皮上写的是“沈砚之兄台鉴”，笔迹完全陌生，但封口处盖着一枚暗红色的火漆印，印纹是一柄出鞘的剑。
他把蔡锷的信拆开。
信纸很薄，薄到能透出背后榕树叶子的影子，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
“砚之兄：此信到你手时，吾已不在人世。
护国一役，兄率偏师牵制川南，以三千疲卒挡北洋万余精兵，血战四十余日，终保滇南不失。
此功此德，锷铭记于心，然不能亲谢矣。
民国虽建，共和未固。
锷将死，有一言相托——兄莫回西南，西南非革命之归宿。
放眼天下，兄当往北去。
北方有工业，有铁路，有矿山，有真正的国家命脉。
兄若能扎根北方，护住一条铁路、一座矿山、一间工厂，便是为四万万同胞护住一分元气。
革命非一朝一夕之事，兄勿以一时成败论英雄。
锷顿首。”
沈砚之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动作很慢。
榕树的影子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遮去了大半。
他身后站着程振邦，程振邦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很重，重到沈砚之的肩胛骨往下一沉，然后那只手就收回去了。
程振邦这个人就是这样，从不多话，但他的手掌比任何语言都有分量。
沈砚之拆开第二封信。
信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行，笔迹凌厉干脆，一望便知是武人的字——“沈旅长勋鉴：北地局势将变，段祺瑞与冯国璋裂痕已深，直皖之间早晚一战。
君若有意北上，某当为君铺路。
然此路凶险，一步踏错即是深渊。
君若有胆，请于下月十五至洛阳白马寺一晤。
来与不来，悉听尊便。
知名不具。”
知名不具。
沈砚之把信纸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柄出鞘剑的火漆印在阳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你怎么看？”他把信递给程振邦。
程振邦接过去扫了两眼，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白马寺？
这人胆子不小。
洛阳现在是皖系的地盘，他敢在人家心窝子里约你见面，要么是疯了，要么是有恃无恐。”
“还有一种可能。”沈砚之把信收好，目光越过残破的榕树冠，望向北方灰蒙蒙的天际线，“他不是一个人。
他背后站着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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