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春寒料峭。
北京城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但西苑湖边的柳树已经抽出了嫩芽。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门前，看着门口那对石狮子——狮身斑驳，底座上积着去岁的枯叶，像是这座古老都城的缩影，看似威仪尚在，实则早已衰朽。
“沈次长，请。”
副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沈砚之整了整军装——这身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少将军服穿在身上，总让他觉得不自在，像是披了一张别人的皮。
但为了留在北京，为了这身虎皮下的便利，他必须穿着。
陆军部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长条会议桌两侧，将星闪烁，肩章上的金线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坐在主位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正低头看一份文件，金丝眼镜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不出什么情绪。
沈砚之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正好在段祺瑞左手边第三个座位。
这个位置不近不远，既不过分显眼，又足以听清会议的每一个字。
“人都到齐了。”段祺瑞放下文件，抬起头，扫视了一圈，“今天召集诸位，是要议一议裁军事宜。”
“裁军”两个字一出，议事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沈砚之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收紧。
来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自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南方革命军就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
和谈时的承诺，宣誓时的誓言，在权力的诱惑面前，都成了可以撕毁的废纸。
“大总统的意思很明确。”段祺瑞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如今民国已立，南北一家，不宜再养太多军队。
冗兵冗费，徒耗国帑。
当务之急，是裁汰冗兵，整饬军备，以纾民困。”
他说得冠冕堂皇，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但在座的人都清楚，所谓“冗兵”，指的就是南方那些不肯归顺北洋的革命军。
“总长，”坐在沈砚之对面的一位老将军开口了，他是南方某省的代表，须发皆白，声音洪亮，“裁军之事，涉及各省数十万将士的生计，不可草率。
况且如今局势初定，边疆不宁，骤然裁军，恐生变乱。”
“李将军所言极是。”沈砚之接过话头，声音平静，“武昌首义以来，各省义军为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抛头颅洒热血。
如今共和初立，正当论功行赏之时，若骤然裁撤，恐寒了天下将士之心。”
段祺瑞抬眼看向他，目光如刀：“沈次长此言差矣。
正因共和初立，百废待兴，更应节省开支，以资建设。
况且——”他顿了顿，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各省军队，良莠不齐，多有纪律废弛、骚扰地方者。
不整顿，何以安民？”
这话说得巧妙，将“裁军”包装成了“整顿军纪”。
在座的南方代表们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
“这是拟定的裁军章程。”段祺瑞戴上眼镜，示意副官分发文件，“各省按现有兵额，裁撤三成。
被裁兵士，发给三个月饷银，遣散归农。
各级军官，择优留用，余者转入地方警政。”
文件传到沈砚之手上。
他翻开，白纸黑字，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
三成，意味着南方各省近十万将士要被裁撤。
三个月饷银，听起来不少，可乱世之中，这些士兵解甲归田，哪里还有田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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