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站在法院档案室门口，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档案室的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姓邢，在这栋楼里干了三十年，见过的法官比律师还多。
她慢悠悠地翻着登记簿，时不时停下来喝一口搪瓷杯里的茶，茶叶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茉莉花茶，泡了三道还有味道——不是因为茶叶好，是因为她每次只放一小撮，一袋能喝一个月。
“陆律师，你要的这份案卷，十年前的，归档的时候出了点岔子，编号和实际存放位置对不上。”邢姨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着他，“要不你下午再来？”
“我等。”陆时衍说。
邢姨看了他一眼，没再劝。
她见过太多律师——急的、不急的、真急假不急的。
陆时衍属于那种真急但能等的人。
这种人最难对付，因为他不会走。
她把登记簿翻到下一页，继续找。
陆时衍靠在墙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苏砚发了条消息：拿到了？
他回了两个字：在等。
苏砚又发了一条：薛紫英昨晚没睡，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陆时衍看着这条消息，拇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几秒，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回。
他把手机揣回裤兜，继续靠在墙上等。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邢姨翻纸页的沙沙声和她偶尔吹开茶末的呼气声。
墙上挂着一排老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这栋楼刚建成时的样子——那时候法院还没搬到新城区，门口种着两排法国梧桐，树干只有胳膊粗。
现在那些梧桐已经长到合抱粗，树冠把整条街都遮住了。
树长大了，人也是。
“找到了。”邢姨忽然开口，“编号归档的时候写错了一位，3写成了8。
搁这儿压了十年没人动过。”她从柜台后面搬出一只牛皮纸箱，纸箱上落了一层细密的灰，封条已经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碎了。
陆时衍接过纸箱。
箱子比他想象的要沉。
十年前的案卷，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带着一股陈旧的霉味和墨水的铁锈气息。
他把箱子搬到旁边的阅览桌上，打开台灯，一份一份往外拿。
苏砚父亲的破产案，卷宗编号07812。
原告方代理律师，正是他的导师。
第一份文件是起诉状。
措辞精准，逻辑严密，每一条诉求都踩在法律的边线上，既不过界，又把对方所有退路都堵死。
陆时衍读着那些句子，几乎能听见导师当年在法庭上念出这些文字时的语调——不急不缓，从容不迫，像在下棋，每一步都算到了终局。
他读了二十年导师写的诉状，从学生时代当范文背诵，到工作后逐字逐句模仿学习。
但这一次，他读出了不同的东西——在那些逻辑的缝隙里，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刻意。
刻意的不是赢了官司，刻意的是赢的方式。
不是一击致命的速决战，而是漫长的消耗战——每一次延期申请都把对方往财务泥潭里再推一步，每一次补充证据都让对方多花一笔律师费，每一次庭前调解都在试探对方还能撑多久。
苏砚的父亲就是这样被耗死的。
陆时衍翻到第七十四页，手指停住了。
那页是一份资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苏砚父亲公司的全部流动资金，理由是“存在转移资产的风险”。
申请书的落款处，导师的签名端正有力——和他在法学院作业本上写评语的字迹一模一样，和他在律所年终总结上批注的字迹一模一样，和薛紫英从那栋黑色玻璃大楼里带出来的财务记录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他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
台灯的灯光照在泛黄的纸页上，把纸张照得几乎透明，背面的字迹隐隐透过来，像一层叠着一层的旧伤疤。
走廊里某个办公室的座机电话响了，响了好几声没人接，然后挂断了。
“小伙子，你没事吧？”邢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
“没事。”陆时衍把纸箱合上，站起来，“邢姨，这份案卷我要借走，需要登记吗？”
“登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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