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迅速成立并分析案情：苏红于晚8点40分左右在北京站下车，9点存包，次日零点前后遇害；案发地距离北京站十多公里，又是大黑天，一个姑娘不太可能跟着陌生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
因此，初步判断是熟人作案，比如同行的老乡，或者在火车上刚刚认识的人。
警方随即联系成都方面，将情况告知了苏红的父母。
老两口悲痛欲绝，怎么也无法相信女儿会在北京出事。
他们反映，与苏红一同上火车的，既没有熟人朋友，在北京也没有亲戚，不会有人去接她。
这样一来，熟人作案的推断便被推翻了。
专案组反复研究后，部署了一套新的侦查方案，分三步同时进行：
第一，清查苏红近年来的信件；第二，调查苏红遇害前，从四川打到北京的所有长途电话和电报，防止有预谋杀人；第三，彻查当日同一车厢所有旅客的信息。
北京警方对这起案子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很快，信件和电话、电报梳理完毕，没有发现异常。
然而，查旅客信息却难如登天。
那个年代车票并非实名制，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要想找出从四川到北京沿途可能和苏红同在一个车厢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再不可能，也得查。
根据7号车厢列车员的回忆，当时车厢里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返校的学生。
查了很长时间，北京各高校报上来十一个人，之后通过这些学生提供的周围旅客的职业、年龄、相貌等信息，又先后找到六十八名旅客。
最后，一个姓王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也是成都上车，北京站下车，一路上跟苏红有说有笑，最特别的是，两人居然同吃了一个苹果。
什么样的关系能同吃一个苹果？
这个王姓男子三十二岁，是一名飞行员，档案干净，没有劣迹。
找到他一问，他坦然承认两人只是聊得来，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随后有人证实，他出站后就坐地铁走了，完全没有作案时间。
王某的嫌疑被排除。
又查了一段时间，案情毫无进展。
专案组决定再次调整侦破方向。
现在看来，苏红极有可能是被陌生人杀害的。
那么，会不会是站前那些闲散人员干的？
当时的北京站鱼龙混杂，小偷、乞丐、盲流，还有一些上访人员，加起来有几百号人。
这些人还划分了帮派，各有各的势力范围。
警察同他们的头目都很熟，里面也安插了眼线。
有些时候，破案还真得靠这些人提供线索。
把几个头目召集起来后，警察将情况一说，要求他们务必全力配合，把人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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