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钱拿到了，对讲机也买了，他准备交给周康更重要的任务。
不过，吴汝军并未马上行动，而是又发展了两人入伙，一个姓吴，一个姓郑，这便是吴老三和郑老三。
紧接着，他们给镇上一位李老板写了封信，让他准备两万元，于10月5日晚十点放到水头镇陶瓷厂后面一座祠堂的门槛上，并通过对讲机指挥周康去取。
当晚，“双马帮”用对讲机与周康通话时，专案组进行无线电测向，试图找出其藏身位置。
但吴汝军十分狡猾，不断变换通话地点，这儿说几句，又跑到老远处再说几句，如此持续了两小时，始终无法锁定其准确位置。
警方为引蛇出洞，让周康找借口说没法取钱，想逼对方现身。
吴汝军哪会上当，钱宁可不要也不露面，将周康痛骂一顿。
这一单又没做成。
吴汝军回去一盘算，折腾大半年，到手才两千块，还搭上一个对讲机。
情急之下，他又想起了温老板，觉得还是从他那里能搞到钱。
于是，10月19日夜间，他再次给温老板送去一封信，让其准备五万元，带上对讲机听候指挥。
专案组见“双马帮”又动了起来，便在送钱路上暗中指挥温老板与对方周旋，同时开启无线电测向车进行定位。
此时吴汝军手下已有四人，他将几个人分别安排在不同路段观察路面动静，看有无警方跟踪。
结果他们发现了测向车，为求稳妥，这一单再度告吹。
转眼到了1993年年底，水头镇已闹得人心惶惶。
被敲诈的人怕遭报复，有将子女送往外地读书的，也有将资金转移去外地发展的。
专案组上面被高层责骂，下面受百姓埋怨，还要承受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
眼看春节将至，吴汝军想狠捞一把过个好年。
1994年1月30日，离年三十还有十天，他给镇上的林大老板发出了敲诈信，而且这次玩了个新手法。
他让林老板在2月4日晚间电视上打出“祝谢尔钱生日快乐”，并点歌一首。
愿意出几万块，就祝几岁生日快乐，由林老板自己出价，不强求。
林老板不知所措，到底该祝几岁？
便去同专案组商量，最后决定祝三岁。
吴汝军看到生日祝福后，又给林老板去信，依旧让他去泉州老地方买对讲机。
然后经过四次通联，定在3月10日交钱。
根据“双马帮”前几次的作案规律，专案组研判认为，他们在3月10日前还会给林老板寄信，于是开始对水头镇邮电所周边的邮筒进行监控。
果不其然，3月5日晚，吴汝军派郑老三去邮筒投信。
可惜当时监控设备像素太低，加上光线不好，录像只拍到一个模糊人影，无法锁定嫌疑人。
这次，吴汝军对送钱方式做了精心设计。
他让林老板在3月10日晚按规定路线，经八个指定地点，最终走到一处悬崖下，将三万元放进一个袋子里。
而他早已在崖顶做好滑轮，布好钢丝。
一旦钱到位，转动滑轮，袋子便被吊上崖顶，拿钱走人。
就算山下的人发现，也来不及上山抓捕。
这一招并非他原创。
1993年夏天水头镇曾放映电影《新干线爆炸案》，他正是模仿其中桥段。
他还在信中一再强调：我们做了充分防范，沿途埋有地雷，不按规定路线行走踩上地雷，概不负责。
至于具体哪个悬崖下面，交钱时通过对讲机告知。
警方从这封信又得出一个结论：从最初敲诈几十万降到现在三万，幅度未免太大。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伙人并非什么有钱人，已有些穷凶极恶、铤而走险的味道，这次很可能会倾巢而出。
必须抓住此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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