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和十九这两天,盐屿村的屋顶上全是笔架。
一千三百四十七斤鲜货摊不下,陈屿把自家院子腾空了还不够,最后是村里人自己把家里的竹匾、门板、旧筛子、拆下来的窗扇一样一样搬到了他家院门口。
晒的规矩他讲了三条:剥净,摊单层,一天翻三回。
翻的活派给了村东那四个孩子,四个人分四片,谁的那一片起了霉斑扣谁的工钱。
头一天晌午下了半个钟头的太阳雨。
雨点砸下来的时候陈屿正在院里过秤,他把秤一撂就往外冲,冲到门口才发现用不着他喊。
院门外那一长溜门板和竹匾已经被人一样一样往屋檐底下抬,抬的人里头有一半是前天在滩上凿石头的,还有几个是从来没跟他打过交道的。
前后不到一支烟的工夫,一千多斤货全进了檐下。
雨停了以后又一样一样搬回去,摊开,翻面。
这两天里,盐屿村的院子跟从前不一样了。
往年这个时节各家晒各家的,谁家的匾摆在谁家门口,晒好了收进谁家的缸,一年到头没人过问;这两天全村的匾集中在一块儿,摊在一条街上,翻面的时候几十只手一起动,日头偏西以后一齐往回收。
有人开始互相打听:你那一片翻了几回,你那一片摊得厚不厚。
翻得勤的那几片颜色先转深,摊得厚的那几片底下发潮,这些差别摆在一条街上,谁都看得见,看见了自己就改。
陈屿站在院子当中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晒货这件事在这个村里干了几百年,可从来没有人把几百家的匾摆在一起晒过。
摆在一起晒了才知道,同样一天的日头,同样一片货,有人晒出来是干的,有人晒出来是霉的。
那一整天陈屿几乎没说什么话。
他站在院子当中,看着这些人在他家院门口进进出出,看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娘蹲在门板边上,用指甲一点一点抠掉一簇笔架根部沾着的沙。
他前世在县城的水产市场做了十几年,手底下最多的时候有三个冷库七八辆车,可他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下午:全村的人在替他晒货,谁也没说要工钱。
第二天傍晚收货的时候称了三遍。
一百三十四斤半。
“十斤鲜的出一斤三两。”阿灿捏着账册,声音有点发飘,“屿哥,比老掌柜说的还多。”
“皮厚的出干率高。”陈屿把最后一匾倒进麻袋,扎紧了袋口,“上头那层十斤出不了一斤,这底下这层出一斤三。
这就是差别。”
他把一百三十四斤半分成了两堆。
小的那一堆三十斤,装两只麻袋,是给保和堂的。
大的那一堆一百零四斤半,装四只麻袋,麻袋口上他用炭笔各写了一个字:头。
“阿灿,明天一早我坐早班车去县里。”他说,“这四袋跟我走。”
“县里给一块二,保和堂给八毛。”阿灿说,“屿哥,那还不如全给保和堂。”
“今天全给保和堂,明年这个东西还是八毛。”
“那给县里也是一块二啊。”
“我明天去,不是去卖一百零四斤货的。”
六月二十这天陈屿五点出的村。
四只麻袋一百零四斤半,一个人挑不动,阿灿跟着送到镇上,两个人换着挑,挑到镇口的时候东边天刚亮。
早班车的司机看见那四只麻袋直摆手,说行李舱塞满了,最后是陈屿多给了两毛,四只袋子摞在车厢最后头,人坐在袋子上,一路颠到县城。
县水产公司门口那个传达室的老头这回没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老周在楼上,你自己上去。”老头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看了看他脚边那四只麻袋,“你这回带的什么,这么大阵仗。”
“笔架干。”
“笔架干?”老头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上个月你不是带了两包海马来。”
“上个月是海马,这个月是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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