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苏炎被请到镇上学校讲课。
他站在讲台上,坐着几个记者。
会议室很大,能坐一百多人,但只坐了不到一半。
苏炎数了数,不到三十个。
他不知道这算多还是算少,但他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了。
他翻开笔记本,开始讲。
讲新城邨那个案件,讲那十四个少年,讲那个被烧死的孩子。
他讲得很慢,每讲一段就停下来,怕自己讲太快,怕自己漏掉什么。
台下鸦雀无声。
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盯着他看,有人用手撑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
讲完案件经过,苏炎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
水是凉的,但他觉得喉咙在冒火。
然后他讲村里那七个字。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个字讲一个故事。
讲“跑”的时候,他讲珍珍怎么从坏人手里跑进派出所。
讲“喊”的时候,他讲大毛被赵婶追着打时喊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虽然是喊“妈别打了”,但那个音量,足够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在挨揍。
讲“说”的时候,他讲妞妞每天回家跟李婶说学校的事,好的坏的都讲,因为讲了,大人才能知道。
讲“信”的时候,他讲珍珍把那张卡片攥了多久,边角都起毛了。
讲“不”的时候,他讲大毛有一次拒绝跟人去河里游泳,因为他记得赵婶说过“不许去”。
讲“记”的时候,他讲村里每个孩子都知道,被欺负了可以找谁。
讲台下鸦雀无声。
苏炎讲到最后那页,忽然停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笔记本上的最后一行字,那是昨晚临时加上去的——
“教孩子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让他们害怕世界,是为了让他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办法回到安全的地方。”
台下有人鼓掌。
苏炎合上笔记本,准备下课。
后排站起一个人,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花白,扶着拐杖,慢慢走到苏炎面前。
他的腿不好,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拐杖在丈量距离。
“苏记者,你还记得我吗?”
苏炎愣了一下。
那张脸很陌生,但眼神有些熟悉。
“我是陈木清。
新城邨那个案件的幸存者。”他声音不大,但台下每个人都听见了。
“当年就是我去医院,警察来问我,我才说出来的。
那些人现在还关在里面。
我没有白挨打,我替阿鸡讨回了公道。
苏记者,谢谢你写这个案子,谢谢你写的七个字。
阿鸡要是能听到就好了。
他听不到了。
但他听不到了,我能替他听到。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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