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被子真的不能带。”
常莹脸上的笑没了。
“北京有被子，”红梅继续说，“他们学校也提供被子。
哪有带被子去上学的呀？
什么年代了？”
常莹蹲下来，摸了摸被面。
她的手指粗糙。
她摸着那些金色的绣线，摸得很轻。
“我是从来没有盖过羽绒被。”她说，声音低了下去，“我家三个皮猴子也没盖过。”
她抬起头，看着红梅：“我这不是来城里待段时间嘛，看他们都说羽绒被，羽绒被。
我特地让他们给我收的。
这个是什么鸭绒，鹅绒，都是农村的弄的，然后找人给弄。
专门到寿县，南门口。
找人做的。”
她又看向英子：“我是给丫头的，我又不是给你的。
我是给英子的。”
她的眼圈红了。
“英子，”她说，“这是姑姑的心意。
你姑也没啥钱。
你走了，你姑也没啥表示，就一床被吧。”
她吸了吸鼻子：“希望你平平安安，暖暖和和。
一定不要把你常叔把你妈给忘了啊。
不要把你姑给忘了。”
她的好，就像这床不合时宜的厚被，花色是过时的隆重，心意是烫手的负担。
她捧出的是一颗赤裸的、不知如何包装的心，你不收，伤她一世；你收了，堵你一路。
英子不笑了。
她走过来，在常莹旁边蹲下。
她看着常莹，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握住了常莹的手。
常莹的手很粗糙，手心有厚厚的茧。
英子的手很白，很光滑。
两只手握在一起，常莹的手抖了一下。
“姑，”英子说，声音很轻，“以前我小，不懂事。
讲话做事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道歉是迟来的青春期遇上早衰的更年期——一个刚开始学体面，一个早就不在乎体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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