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地挨过去，转眼到了大年三十。
深水埗在这一天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早上还有人在街上匆匆忙忙地采买最后一批年货，到了下午，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了门，卷帘门哗啦啦地拉下来，红色的春联和福字在门上格外醒目。
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偶尔有几辆的士驶过，车窗里透出收音机播放的贺年歌曲。
空气里弥漫着烧腊和油炸食品的香味，混着鞭炮的硫磺味——香港没有禁放鞭炮，从下午开始，零星的鞭炮声就在街巷间此起彼伏。
刘湘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只出了早市。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过年了，给自己放一天半的假。
早市从五点半做到九点半，卖了九十多件，净赚将近八百块。
收摊的时候，黄叔送了他一条大鲤鱼，用塑料袋装着，还在活蹦乱跳。
“细路仔，过年食鱼，年年有余！”黄叔的大嗓门在空荡荡的街市里回荡。
他把拖车送回板间房，把那条鱼养在洗脸盆里——鱼太大，盆太小，鱼尾巴露在外面，噼噼啪啪地拍水，溅了一地的水。
他洗了个澡，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那条黑色西裤，都是摆摊时舍不得穿的。
对着卫生间那面巴掌大的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黑了，瘦了，但眼神比四个月前亮了。
他把头发梳了梳，抹了一点刘富贵给他的发油，头发油光可鉴地贴在头皮上，看起来像个小开。
出门前，他从铁盒子里拿出一个红包，塞了两百块港币进去，在红包封面上写了四个字：“富贵堂叔”，然后又拿出另一个红包，塞了一百块。
写了“阿珍婶”，这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钱不多，但心意到了。
去刘富贵家的路他已经很熟了。
穿过桂林街，拐进长沙湾道，再走五分钟就到了那栋旧唐楼。
楼梯间新刷了一层白漆，但还是能闻到那股陈旧的霉味。
他爬上四楼，按了门铃。
门开了，阿珍婶围着围裙站在门口，手上还沾着面粉。
她看见刘湘，脸上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来了来了，快进来！
外面冷！”
屋子里热气腾腾。
厨房里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和油炸食物的滋滋声，客厅的圆桌上已经摆了好几个菜——白切鸡、烧鹅、叉烧、蚝油生菜，中间空着的位置留给盆菜。
电视里在播无线台的贺年节目，几个穿得红红绿绿的艺人在屏幕上又唱又跳。
窗户上贴了一个倒着的“福”字，刘富贵贴的，贴歪了，阿珍婶骂了他好几次，他死活不改，说“歪福也是福”。
“叔，新年好。”刘湘把两个红包递过去，“给您的，给阿珍婶的，一点心意。”
刘富贵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眉头皱了一下。
“你赚点钱不容易，搞这些干什么？”
“过年嘛，图个吉利。”刘湘笑着脱了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
阿珍婶从厨房探出头来：“阿湘，你坐着看电视，还有一个汤就好了。”
“阿珍婶，我来帮忙。”
“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我不是客人，我是自己家人。”刘湘说着已经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阿珍婶愣了一下，眼圈忽然有点红。
她转过身去，假装在搅汤，用勺子在锅里画着圈，嘴上说：“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
盆菜是这一年的重头戏。
阿珍婶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鲍鱼、海参、花胶、瑶柱、大虾、烧肉、鸡、鸭、冬菇、发菜、腐竹、萝卜，一层一层码在一个大铜盆里，用慢火炖了整整一个下午。
铜盆端上桌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香味扑得满屋子都是。
刘富贵开了一瓶白兰地，给每人倒了半杯，连阿珍婶都倒了一点。
“来，干杯。”刘富贵举起酒杯，“阿湘来香港四个月了，站稳了脚跟。
明年会更好。”
“多谢叔，多谢阿珍婶。”刘湘端起酒杯，跟两人碰了一下。
白兰地入口辛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他忍住没咳嗽。
三个人围着圆桌吃饭，电视机里传来阵阵笑声。
阿珍婶不停地给刘湘夹菜，碗里的菜堆得像小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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