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转过身看着他。
陆时衍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苏砚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很深的、像根一样扎在心里的空旷。
那种空旷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
“我妈走的那天，我爸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整夜。”陆时衍的声音很平静，“他没有哭，没有喊，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像一尊雕塑。
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去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然后带我回家。
路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从今天起，就咱们爷俩了。
’”
他顿了顿，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
风灌进来，带着楼下梧桐树叶子的沙沙声。
“从那以后，我爸变得很沉默。
他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赚钱供我读书。
他不跟我谈心，不问我开不开心，不在家长会上出现。
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到我卡上，雷打不动。
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好好学，别给陆家丢人。
’然后挂了。”
陆时衍转过身，靠着阳台的栏杆，看着苏砚。
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但苏砚能看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他不会。”陆时衍说，“他自己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父亲。
他唯一会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
他觉得只要我不缺钱，我就不会受苦。
他不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钱。”
苏砚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所以你学了法律？”她问。
陆时衍点了点头：“我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意地伤害别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我小时候觉得，法律就是用来惩罚坏人的。
后来我才知道，法律没那么简单。
法律不是用来惩罚坏人的，法律是用来划定边界的。
边界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事；边界之外，你不可以。
而律师的职责，就是帮人守住那条边界，或者——帮人悄悄地挪动那条边界。”
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是一个自嘲的笑。
“我以前觉得我是在帮人守住边界。
后来导师出事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帮人挪动边界。
只不过以前挪的是‘好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外推一点，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
导师挪的是‘坏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里缩一点，让他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苏砚握紧了他的手。
“你不是他。”她说，“你永远不会成为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会煎焦鸡蛋。”苏砚说，“他不会。
他那种人，连煎鸡蛋都要完美，都要可控。
但你不在乎。
你煎焦了，你知道自己煎焦了，你皱了皱眉，但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
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你允许自己不完美。”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楼下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细碎的低语。
远处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首很老的曲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回忆什么。
“苏砚。”
“嗯。”
“我想让你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时衍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带任何人来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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