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后深知章惇的为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如果让他拥立的人即位，朝廷将会陷入更加黑暗的统治之中。
章惇不甘心失败，又提出让申王赵佖即位。
他还故意说申王赵佖“眼有毛病，不宜为君”，试图以此来扰乱众人的视线。
但向太后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向太后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决定拥立端王赵佶继位。
她之所以选择赵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当时章惇已经位高权重，一人独尊。
如果再选用章惇看中的人即位，他的势力将会更加庞大，朝廷将完全被他掌控。
而老百姓对章惇恨之入骨，当时民间流传着很多讥讽他的民谣，如“大惇（章惇）小惇（安惇），殃及子孙”“二蔡（蔡京、蔡卞）一惇，必定沙门”。
这些民谣充分反映了章惇及新党集团对旧党残酷打压的真实情况。
向太后从“宣仁之诬”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她非常明白章惇等人的凶残性以及两党之争的危害性，因此必须防范悲剧再度上演。
其次，向太后担心出现外戚干政、危及朝纲的事情发生。
如果听从章惇的意见“兄终弟及”，那么朱太后（宋哲宗的生母）将会两度涉朝，后宫势力将会坐大，这对朝廷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赵佶自幼聪明，仁慈孝顺，具有艺术天赋。
向太后认为他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也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然而，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章惇的极力反对。
章惇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赵佶确实性格较为活泼，喜欢艺术，与传统的帝王形象有所不同。
但向太后却强调：“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过人，应该入继大统。”她的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动摇。
最终，在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等大臣的支持下，赵佶成功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称帝后，对向太后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一即位，便主动与大臣们商量奏请向太后垂帘听政。
他命中使宣辅臣面谕，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并在翰林学士蔡京炮制的“遗制”中补充了这一条。
向太后一开始并不愿意涉政，她深知垂帘听政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但当时的政局十分复杂，宋徽宗刚刚即位，能不能坐稳江山还很难说。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勉强答应，并表示只是临时辅佐，待局势稳定后尽快还政。
垂帘听政期间，向太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她重新起用了一批遭到新党排斥的旧党人物，如韩忠彦、李清臣、黄履等。
这些人得到提升，并重返朝廷。
其中，韩忠彦与章惇并列为相。
向太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偏袒某一方，而是希望通过平衡新旧两党的势力，来稳定朝局。
她采纳了“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借用兵”的建议，大力主张“轻徭役、止战争、倡节俭、爱百姓”。
在她的努力下，朝廷的政治气氛得到了改善，社会也逐渐稳定下来。
这段时期，被时人称为“小元佑”，意思是说就像元佑年间（宋哲宗初期，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政治较为清明）一样，政治比较稳定，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宁。
向太后非常重视人才，她在垂帘听政期间，首先下诏赦免了哲宗朝仅存的两位旧党大佬——范纯仁、苏轼。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北宋名臣、政治家、宰相，人称“布衣宰相”。
他一生讲究宽恕、忠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虽然由于党争大起大落，甚至被举家流放，双目失明，但他始终对事不对人，上忠朝廷、下系百姓。
他虽然强烈反对新党变法，但又不全盘否定，即便晚年被流放，依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向太后垂帘听政当月，就遣使劳问范纯仁于水州，期望这位肱骨之臣能老骥伏枥，再度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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