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港币，一分不少。
富哥就是爽快人。”
刘富贵面色不变：“下次有好苗子再找我。”
马仔道了谢，转身走了。
门关上之后，刘富贵重新坐下来，把那沓港币又数了一遍，放回信封。
刘湘在一旁看着，心里暗暗算了一笔账——两千港币，这在1980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
他上一世做过功课，1980年的香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在一千到一千五百港币之间。
建筑工地的小工日薪三十到四十港币，餐厅服务员月薪七八百港币，工厂女工踩衣车一个月能赚九百到一千二。
两千港币，差不多是一个蓝领工人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文员一个半月的收入。
刘富贵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给了蛇头两千港币，这说明他在香港混得确实不差——至少月收入远在这个数字之上。
刘湘想起自己在内地的时候，原身的父亲刘海在公社干一天活，工分折算下来不到八毛钱人民币。
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一块港币能换两到三毛人民币，两千港币就是四五百块人民币——刘海得不吃不喝干将几年才能攒下这个数。
这就是差距，赤裸裸的差距，这还是官方定的汇率，实际黑市差距更大。
刘富贵见刘湘盯着信封看，以为他在好奇，便随口解释了一句：“这条线就是这个价，少了人家不干。
你以为蛇头好做？
买艇、打点、风险，哪样不要钱？
他们赚的也是刀口上的钱，万一被水警抓到，蹲三年牢回来，什么都完了。”
刘湘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刘富贵又抽了一口烟，打量着刘湘：“你先在我这儿住下，明天我带你去办身份证。
记住了，不管谁问你，你就说你是从内地来投亲的，是合法入境的，别说偷渡的事。
现在政策变了，港英政府搞了个什么‘抵垒政策’，说是只要你成功到了市区，登了记就能拿身份证。
你运气好，赶上了这趟车。”
“抵垒政策”刘湘知道，港英政府在1979年宣布，来自内地的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进入市区并接触到香港的亲友，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不会被遣返。
这个政策从1979年一直执行到1980年10月，中间有将近两年时间，吸引了大量偷渡客涌向香港。
但刘湘不知道的是——他穿越过来的这个时间点，距离这个政策结束只剩下不到一周了。
刘富贵当然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眼下还能办，得抓紧。
“早点睡，明天一早出门。”刘富贵指了指靠墙的一张折叠床，上面铺了张薄毯子，就是刘湘今晚的床铺。
刘湘躺下来，身体像散了架一样，但脑子却异常清醒。
天花板上有一盏没有开的老式吊灯，灯罩上落满了灰尘。
窗外远处传来夜班巴士的引擎声，间或有几声狗吠。
这个城市在凌晨三四点还没有完全入睡，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在低速运转，发出嗡嗡的低鸣。
想起了陈麻子在船上说的那句话：“到了香港，你就不再是农民了。”这句话对一个1980年的内地农村少年来说，意味着身份的跨越、阶层的跃升、命运的改写。
对刘湘来说，意味着更多——他知道接下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改革开放、中英谈判、香港股市大牛市、房地产起飞、大陆市场的全面开放。
自己带着这些知识穿越回来，如果还不能在香江闯出一番名堂，那就太对不起这趟穿越了。
但他没有急着想这些。
眼下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拿到身份证，站稳脚跟。
翻了个身，折叠床发出吱呀的声响。
隔壁房间传来刘富贵的鼾声，断断续续的。
刘湘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梳理了一遍明天的计划，然后强迫自己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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